打字员给一位学者打好了他的书稿。书要出版了，照例，学者得写个“前言”来感谢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人，例如导师的提携，行业前辈的关照，配偶儿女的支持。这位学者很周到，首先没有忘记感谢一下打字员，他写道：
“简妮·米特纳赫特（打字员的名字）为我做了许多工作，不限于打文稿，还修复了我因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而导致的大量损害。”
“破坏”的原文是“damage”。在这本书的中译文中，译者将其译为“文字硬伤”，固然是准确的，不过欠缺了幽默感。要知道，那种“讲真”式的幽默可是此位学者最大的特色之一，且总是在写前言的时候露一峥嵘。他接着说：我的妻子儿女，讲真，我不感谢他们对我写书的支持——他们根本不感兴趣，反而总是把我拉回到家庭生活里去（但愿他们能一直这样）。他又说：
“讲真，我不想按惯例，说什么‘我要为本书的错误包揽全部责任’‘所有错误与他人无关’了。因为我写这本书，显然从这么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这么多的东西。所以我这本书，是集体参与的成果。如果事实表明我这条路走错了，那么我想，这么多的学者跟我一样，都坐在同一辆错误的车上。”
这位爱“讲真”的学者是詹姆斯·C.斯科特，1976年，他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，在前言里就以如此的率真，把学术写作的正确套路一一打破。好读人文书的人都会有个印象：人类学家最幽默，最善于放下架子讲真话，斯科特就是一位从人类学起步的学者，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是他在缅甸和越南两地的田野考察后的成果，对他来说，诚实的人理应毫不犹豫地对自己选择的“事业”表达怀疑，厌烦乃至憎恨写书，是一个以写书为立身之本和进身之道的人的正常反应；尤其人类学者，深入一片土地后见识到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，产生苦辛甜怒，相比于这些，写书，而且是按着经过训练的规范去写书，去寻求资助，申请出版，这些事终归是太乏味了。
1998年，斯科特出版了《国家的视角》一书，主题挺“刺激”，考察了20世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，在发展中采取“社会工程”后遭遇的失败，比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、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农村改革、巴西的现代城市建设等，都是他研究的案例。他依据自己养蜂的经验，用蜂房设计的革新作类比，说现代国家机器运行的基本特征，就是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做“简化”，设计出的制度便于对人民做统计、摆布和控制。在给此书写前言时，斯科特又在结尾时开始“说真话”：
“我希望踢开写书的习惯，至少有一段时间这样。如果有类似戒毒所或戒鸦片一样可以治愈写书瘾的地方，我一定会接受治疗。我的习惯已经花费了我许多的宝贵时间。写书和其他的瘾一样，戒除的时候很伟大，但一旦痛苦缓解，瘾头很快又会上来……”
虽然有写书的瘾，可是斯科特对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，从1976年到2024年7月19日离世，斯科特的著作一共还不到十部。当然，每一本都是掷地有声，甚至可以说大多有“破圈”的效果。破圈，就必须有一些一看就很刺激的主题，就以大名鼎鼎的米歇尔·福柯为例：福柯赖以“破圈”的著作是《疯癫与文明》《规训与惩罚》《性史》等数本从题目上看就很具公共吸引力的书，监狱、疯癫、性、临床医学之类，易于使最大多数的人发生兴趣。斯科特的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，似乎是一个很“偏门”的题目——人们为什么要关心缅甸和越南的农民呢？他们用不用得上联合收割机，他们遭遇现代化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苦乐，有哪点能击中广大英语读者的兴趣点呢？
简单的回答是：斯科特的关注点是“反抗”。
反抗与生存
说起反抗，就会联想到流血冲突，联想到挥舞的拳头，革命旗帜与遍地火海的战争。而在建立了民主制的西方国家，反抗的概念则与游行示威、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。但是斯科特在耶鲁读研的时候，去往了越战期间的越南，对那里的农村社会有了兴趣。有的农民占有更多土地，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，他们之间是不是理应存在“阶级斗争”？是否应该有压迫、有反抗？但斯科特发现那里真实存在的，是另一种潜隐的、地下的斗争，表现为怨恨、愤怒、诽谤、暗中破坏等。越南农民对机械化的到来充满恐惧和敌意，他们通过言行、心理来表达抵触情绪。
这些绝非明面上的阶级斗争或是革命之类。农民们的斗争，其手段是受限的：他们没有请愿，没有示威游行，也没有暴动。所有相关理论总结出来的东西，对他们都不适用。可是反抗又的的确确存在着，就在人们的心领神会里，在人们自发的行动和口头所说的一系列词汇里，他们开小差、搞破坏，他们在土地上一蹲好久，以此来表达不满。没有拼个鱼死网破，而是想方设法地活下去——这种心理听起来绝对合理，避开最严重的伤害和压迫致死，是明智的抉择。
斯科特没有在大多数人不会感兴趣的地方信息上费笔墨，例如，没有拿这个村那个村的名字来烦扰读者，相反，他通过越南和缅甸农民的案例，大胆探究了一个看起来新鲜却更加符合人们感知的现象：多数时代，世上的多数地方，都并没有革命，动枪动炮的标准版“阶级斗争”是罕见的，只是存在着紧张的阶级关系，在其中，农民没有结党，没有可以赖以直接“干一票大的”的武器弹药，他们为了活下去而采用的策略，是通过设计一系列其他方法来应对压迫和剥夺，以尽量减少自己所面临的损失。
被无力感控制的人，或是依附他人生存的人，他们的行为抉择，成为斯科特一生中最专注的主题之一。他关注越战中的逃兵，关注饥荒中的偷窃，他去搜罗那些监狱里的人写下的东西，去捕捉他们的声音，它们都是他所说的“潜隐文本”，是只有通过深入那些人的日常交流，深入他们的语言，才有可能接触到的。他知道，那些英语流利、能说会道的人，一般都是那些地方的精英，他们同一个田野考察者讲的话，与他们聚在一起时彼此会说的话，哪怕是同一主题，内容、音调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相通的体验与地方性知识
在耶鲁大学，斯科特曾在课堂里发起过一次尝试：他要学生们用25分钟的时间，写下自己曾有过的最深刻的无力和依赖他人的体验，写下它们的后续——这种体验是如何发展的，感受怎样，日后是否解决。这些学生都来自不错的家境，没受过真正的生存之苦，他们写下的内容，一大半都是关于单恋：恋上某人令他或她沉溺在依赖和无力感之中，取悦别人，渴望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，结果一般都是失败。在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里，读者会发现，东南亚农民的心理是如此地真实可感，那种想要变得“更好”又不得不承认做不到，深深依赖他人，同时不断埋怨他人、中伤他人，以此来谋求被对方注意到的“反抗”，竟然跟自己的体验十分相通。
1975~1976年是新史学、口述史兴起的里程碑时期。斯科特写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时，曾在法国很深入地研读了年鉴派，勒华拉杜里的划时代之作、研究12~13世纪一个法国村庄的《蒙塔尤》，就是1975年问世的。此外，那两年由专业历史学家出版的破圈名作，我们还可以说出像是《万历十五年》（黄仁宇著）、《王氏之死》（史景迁著）等的大名。
和这些书相似，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用大量地道的学术语言勾勒画面，讲出许多被忽略，同时又极具人文主义的普遍意义的“地方性知识”。像是说到地主和佃户，这一组理应归于“统治—依附”“压迫—反抗”的关系时，斯科特勾勒出一幅细致非凡的图景，例如，在说到湄公河三角洲（越南的交趾支那）的那些年老的地主如何怀念旧时的日子时，他写道：
“那时候，作为对佃户服从的报答，他们帮助佃户应付生老病死等大事，佃户如有需要他们便提供贷款。但我们不能夸大地主的慷慨，他们一开始无疑是投机者。也许布罗谢诺的结论是正确的：‘像救治病人的医生有时免费分发药品一样，由于歉收而减租的地主，以及收养佃户子女的地主，也不算少见。’当然了，说仁慈的地主‘不算少见’，也暗示了仁慈的地主并不是典型的。”
单是这样一段分析，就足以使读者懂得，一个合格的人类学者要具备怎样的耐心，写一本好书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斯科特对地主（标准的统治者和压迫者）的描述，固然颠覆了一般人的想象，然而，在展示他们的“慷慨”“仁慈”时，斯科特又及时地加以限定：慷慨是存在的，但不能夸大，仁慈是有的，但并非典型。颠覆成见没问题，但下一个简单的小结论，这种事，斯科特是绝不会做的。
为了字句之间的严谨，作者付出了如此的苦心，还无法期待读者们给予留意。斯科特在晚年的一次口述采访里说：没有不好的宣传，哪怕是完全歪曲我的观点的宣传，都是好的。写书就像养孩子，养大之后，把他送出门，让他在世上自己闯出一片天，无论他遇到什么，无论别人怎么误读他，怎么轻率地使用他所包含的术语、概念和理论，作者都不会再去修改自己培养成品的孩子——他的书了。细读过他的书，就能理解，那些用“讲真”来自嘲、来开玩笑的前言，是他写完一本书后真正松弛下来的证明。
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史
无论怎样严谨，也必须从一开始就注意可读性。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》的开头，斯科特引了一位学者R.H.托尼的话：“有些地区的农民……像一个水没到脖子的人，一片涟漪打来就会淹没他”，用这种具有画面感的“插曲”开启一本书，是斯科特一直坚持的一种写作策略。在1998年出版的《国家的视角》里，斯科特讲了一个与1765~1800年间的德国林业改革有关的故事，我摘其中的一小段：
“有价值的植物是‘庄稼’，与它们竞争的则被贬为‘杂草’，吃它们的昆虫被贬为‘害虫’。树有价值，因为出产‘木材’，而与它们竞争的则是‘杂’树，或者‘矮树丛’。对动物也采取同样的逻辑。具有很高价值的动物是‘狩猎的猎物’或‘家畜’，与他们竞争的、猎食它们的动物则被归为‘食肉动物’或‘害兽’。”
含义是明确的：人一旦按照什么对我有用（即有益）、什么对我无用（即有害）的标准，来界定现实存在的动植物，下一步就要着手去“规划”它们了。德国的林业决策者们，按自己的意图去规划森林里自然生长的树木，结果把森林变成了军团。“最终人们甚至不必看到森林本身，只需在森林官员办公室的图表上就可以精确地‘读到’它们。”这则故事，与斯科特常常说的养蜂业改革的故事如出一辙，都以小见大，导入到对人类宏大的社会规划——即“国家的视角”——的总结和反思之中。
从《国家的视角》的角度出发，斯科特日后顺理成章地写出了自己版本的“人类简史”——一本名叫《作茧自缚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》的著作，将它与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或贾雷德·戴蒙德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对读，会相当有意思。除了“国家化”这一条道路，人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可能路径吗？那就要参看斯科特2014年的作品《六论自发性》（原题为“为无政府主义喝彩”）了，这本书讲了更多好故事，斯科特说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他们是被支配、被统治的人，但他们凭无政府主义式的行为来强健自己的头脑和精神，用地方性的语言和思维，尝试在小范围内改善共同体的生活。斯科特提请我们考虑：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，是否一定要让“国家”有存在感，是否一定要把官僚制和等级制当成不可或缺的正常操作。
斯科特的书，一本比一本显得松弛。他的第三部作品《弱者的武器》，标志着他的著者身份从人类学者过渡为一名比较政治学学者。什么是“弱者的武器”？行动拖沓、假装糊涂、虚假顺从、小偷小摸、装傻卖呆、诽谤、纵火、破坏……它们通常不需要协调和计划；它们是个体的自助形式，避免直接对抗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；它们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力量。斯科特的这本书，被他心目中的偶像——人类学巨匠克利福德·吉尔茨誉为“圆融”之作；书中的一个谨慎的结论是：农奴、奴隶和贱民，用他们“朴素的想象力”，通过狂欢、仪式崇拜、玩笑等日常方式，颠覆他们在所处的社会秩序里的地位，打破酬劳的配置。
一个资质平平的农民
以农民研究起步的斯科特，自己也常年打理农场，他喜欢养羊，把一只小羊的出生，踢着腿蹦蹦跳跳的样子，看作世上最大的神奇。他自己作品的个人简介中也会加上“一个资质平平的农民”和“不成器的养蜂人”之类的提法，但中国的出版商，也许还包括译者，似乎总是不能领会他的幽默和性情，不能共情他对“讲真话”的迫切渴望。围绕饲牧的工作当然比写书有意思，打理农业的事，使他频频进入到人类的心理和文化中那些令他最感兴趣的区域里。
英语中有很多俗语、成语是源于农牧业的。例如“a long row to hoe”，意思是有一大堆事情难于处理。斯科特说过，他的一个朋友在给豌豆锄草时，自言自语了一句“What a long row to hoe”（有好长的一片草要锄呀），然后就意识到，自己不经意说出了那句成语的本义。斯科特自己，看到羊儿吃光了草皮这里的草，就把脑袋伸过栅栏，去觊觎那边的草时，也会会心一笑，想到英语里的那句“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”（篱笆那边的草更绿）。
他的体会是：亲身做了农民后，才不仅知道农民有多么辛苦和脆弱，也许会被一片打来的涟漪淹没，更对自己所用的语言源于何处有了切身的体会。学者就得用学者的方式来滋养他的趣味，来寻求松弛。看斯科特说的这些趣事，我也想起曾看过的一则故事：某地兵营一天夜里着火，大家出来七手八脚把火扑灭了，兵营的领导照例要发表一通总结，只见他站到前列，慷慨陈词：“大家干得很好，很好，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！”
詹姆斯·C.斯科特著作中译本
《作茧自缚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》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·雅理 2022年5月版
《支配与抵抗艺术：潜隐剧本》
南京大学出版社·三辉图书 2021年4月版
《逃避统治的艺术：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》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9月版
《国家的视角：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》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思想会 2019年5月版
《六论自发性：自主、尊严，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》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甲骨文 2019年4月版
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：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》
译林出版社 2013年3月版
《弱者的武器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》
译林出版社 2011年4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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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也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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